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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專欄|貨幣政策不改初衷,證券市場不要誤判

2020年02月29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孫超  

從貨幣政策角度,預留充足的政策空間、準備豐富的政策工具箱,都是應對未來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所必需的。

孫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時期,貨幣政策牽一發而動全身。既要堅守底線思維、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要靈活適度、及時作為。具體而言,較大力度的結構性貨幣政策、3000億的專項再貸款,以及未來可期的定向降準,甚至存款基準利率可能的調整,都是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的生動體現。在最關鍵的時刻,政策層努力將有限的金融資源引導到最恰當的領域,為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近期證券市場的廣大參與者對貨幣政策形成了一些廣為流傳的判斷。遺憾的是,部分判斷未必符合當前貨幣政策的初衷,最終也會對市場參與者自身造成不利影響。

孫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資料圖

首先,“合理充裕”不等于“大水漫灌”。在某些時間點,證券市場資金看似激情洶涌、風吹幡動,其實更多是投資者的“心動”。央行在2月19日發布的2019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春節后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投放的短期流動性已基本收回。部分市場參與者所津津樂道的3萬億投放,其實多數已自然到期。

疫情過后,生產秩序終將有序恢復,我國經濟總供求基本平衡,也不存在長期通脹或通縮的基礎,貨幣政策不應被短期CPI擾動而掣肘。然而,證券市場的泡沫繁榮更是政策制定者所忌憚的。證券市場急漲急跌所造成的人心擾動、是非曲折,既不應該再三上演,也不是在疫情防控“最吃勁的關鍵階段”應當出現的。

真正資金充裕的是在銀行間市場。然而,在這個機構投資者占據絕對主導的市場,參與者保持了極強的理性,不同資質的債券價格分層依舊明顯,甚至更加突出了。這表明,經歷了過去幾年債券市場的風雨洗禮,強化信用評估的風控理念、打破剛性兌付的投資預期,都已經在銀行間機構市場深入人心。

近期貨幣政策的初衷在于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在于通過政策利率的引導作用讓整體市場利率繼續下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在這一預期下,資本市場平穩有序運行是可以預見的,而波瀾壯闊的大牛市則可能言之過早。

其次,“救急”不等于“扶劣”。企業經營的基本面仍是決定其信用資質和發展前景的根本因素。推動高質量發展、鼓勵科技創新是著眼于長遠的政策目標,并不會因為短期的疫情沖擊而臨時更弦易轍。換言之,投資者不應期待以百米競速的姿態看待自主創新的漫漫長征。

既然著眼于長遠,那么一些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偽”創新公司,越受追捧則風險越大。相反,具備真正創新價值的企業,其市場價值也與短期內貨幣政策的變動無關。貨幣政策本質上是宏觀的、面向全局的。近期近千家企業獲得的專項再貸款,體現的是貨幣政策向著結構性方向的努力,而具體企業的具體價值,最終會由市場和歷史加以評判。

應對非常時期的非常沖擊,正確的結構性貨幣政策有助于減小優秀實體企業所受到的傷害。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這些貨幣政策工具,預計也會加大政策力度,以適度的貨幣增長支持高質量發展,有效支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最后,“樂觀”不等于“麻痹”。當前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仍在應急模式,而本次疫情事件對中國和全球實體經濟將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仍是未定之論。有部分證券市場參與者一度以簡單線性思維分析流行病學數據,而忽視了歷史演進、地緣互動和政策決策的高度復雜性。

“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這一判斷是非常科學、非常冷靜的。事實上,本次疫情以來,從主要經濟體疫情發展的瞬息萬變,到全球供應鏈和商業互動的脆弱性,都對相關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提出了極大挑戰。從貨幣政策角度,預留充足的政策空間、準備豐富的政策工具箱,都是應對未來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所必需的。非常時期,宏觀政策的作用在于托底,絕非盲目刺激。

投資者絕不應該將戰勝疫情的樂觀態度理解為已經大獲全勝的松勁心態。投資者尤其應當清醒認識到的是,本次疫情事件已經和即將構成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實體企業盈利性的重大挑戰,投資者應基于基本的金融學常識,判斷市場可能的前進方向。

唯一可以確定預見的是,下一步,穩健的貨幣政策將更加靈活適度。全國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的總體戰和阻擊戰,國民經濟復工復產、盡快恢復經濟增長也是必然的。然而,如果投資者對證券市場平穩運行以外還有其他一些過多的期許,恐怕仍需要冷靜思考、理性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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